母亲一年的年，这不是文字游戏。

第一个年是年岁，是量词。第二个年是过年，是动词。

母亲一年在时光格上的辛劳，就为让一家人过上好年。在那些没有实现“天天吃肉当过年”的漫长岁月里，过年，就是村头上空最耀眼的灯塔，那盏灯点亮母亲的一年！

猪是必须要养的，鸡是必须要喂的。农历二月初二是传统的春耕节，每逢节日，母亲张罗着到乡场上买回两头小猪，一头备着过下一个新年，一头备着为一家人添置下一个新年的新衣。同时，母亲还把早就选好的最大的鸡蛋交给那只最大的母鸡，让它孵出小鸡来。

下蛋的鸡是乡村的银行，那是母亲一年的牵挂和指望。大红公鸡是必须要喂养的，没有公鸡的鸣唱，那是一个落寞的家。农人的日子就是看得见猪跑、听得见鸡叫的日子，哪怕日子过得再苦，不怕，圈里还有猪哩，院里还有鸡哩！

向日葵是必须栽种的。母亲总会让房前屋后开满向日葵金黄色的花朵，母亲说那是过日子的标志，是做农人的本分。向日葵灿烂地开放，开放在明媚的阳光下，开放在碧翠的青纱帐里，朴素地生长。我们从窗口探出头去，望见那一株株粗壮的向日葵傲然挺立，闪烁着灼人的金黄色，那太阳一样的光华立刻让我们心情亮丽愉悦。

母亲种向日葵要的是葵花籽，有些地方叫瓜子，在我们重庆老家则叫“旺红儿”，旺红的日子，旺红的生活，旺红的希望。炒香了，捧给过年的孩子们，捧给拜年的亲戚，谁家过年连“旺红儿”也没有，那绝对是乡村最黯淡的过年。

芝麻是必须栽种的。芝麻开花节节高，母亲不会去想那么文艺的事情，乡村的每一样庄稼都有她的象征意义，母亲要让过年的汤圆里有芝麻的香，要让过年的院子里撒满芝麻秸，走在上面发出啪啪的响声——母亲说这叫踩碎（岁）。

至于玉米、大豆、高粱这些更是必须栽种的，不仅仅为了过年，更是为了过日子。为了一家人能够吃饱，母亲就像纳布鞋一样，把分给家里的那些碎块土地全部纳入汗水中。母亲信赖锄头，胜过信赖自己。玉米、土豆、高粱等农作物在母亲的地里一个都不少，就连很多庄稼人忽略的田埂，母亲也会种上四季豆、高粱，让这些庄稼在春雨中集体苏醒，等待秋天的收成。那一块块被锄头挖过的土地，就是母亲一生的疆土。

母亲备年最艰难的还是每个人的新衣新鞋。鞋可以熬更守夜地做，衣服还得花钱买布缝。这是母亲一年最大的揪心和悬念。母亲喂鸡卖蛋、喂羊卖钱，拣山菌、挖何首乌，一点一点地盘算着每个人的新衣……

撇去乡村柴米油盐的辛劳，村里人的一年其实过得挺快。如果很文艺地把母亲的一年比喻成舒缓的交响乐，11个月的音乐铺垫，11个月的旋律讲述，进入农历的腊月，母亲的一年走入最后的辉煌、最后的交响——

不管之前农历上的日子多么落寞，多么黯淡，腊月一到，母亲会把每一个日子精心安排好，很有过年的仪式感。

腊八节喝腊八粥，母亲永远记着这个过年仪式。母亲总是很早起床，盛好糯米、芝麻、瓜子、花生、桃仁、绿豆、杏仁，摆在灶台上。我和很多人一样，以为腊八粥一定是八样东西混合熬成的粥，事实上腊八粥的八是日子的八，不是数字的八，什么喜庆，什么香甜，母亲都会摆在灶台，煮进锅中，那是母亲土地上收获果实的展览会，那是母亲回眸一年的展览会，让旺旺的火熬煮旺旺的香甜，熬煮一家人过年的期待。

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是过年最后的彩排。在那温饱还是最大期望的年代，小年并没有突出过年关于吃关于穿的物质层面的主题，更多的是表达乡村精神的主题。母亲领着全家把房前屋后、灶前灶后、屋顶窗棂彻底除尘，除去屋子的尘土，也除去心灵的尘土。所有的阴郁，所有的尘垢，所有的失落，都扫除屋外，扫除心外。

除尘更是除“陈”，是辞旧迎新。有一项母亲认为最重大的事情就是熬糖，母亲不相信乡场上那些白糖、红糖，那些甜代表不了一家人心中的甜。母亲总会在小年之前用谷芽、玉米熬好糖，是那种你站多高糖丝就有多高的谷芽糖。

小年一过，大年的幕布徐徐拉开，作为过年最大的总导演、总制片，母亲进入一年最辛苦的巅峰时段。母亲到处找裁缝缝制一家人新年的衣服，张罗牛过年的牛草、猪过年的猪草，磨好过年的豆腐、汤圆，洗好过年的腊肉，赶制过年的红苕粉条、洋芋粉片，换好过年走亲戚的面条、糖果，忙完一天，躺下休息前，还得拿起针线赶制一家人的新鞋。

到了团年那天，院子里撒满了芝麻秸，我们走在上面踩碎（岁）。天还没大亮，村庄家家屋顶上冒出炊烟，邻居们陆续来到我家写对联，不管生活多么的清苦和灰涩，乡下人都十分看重那大红的对联，给生活一抹红，给心中一抹红。

今天，我们和我们的乡村都过上了好日子，在我们的团年饭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倒满了好酒，可是桌子上没有了父亲母亲，父亲母亲走上了青山向阳的山坡，我们的好菜该夹给谁，我们的好酒该敬给谁，这才是我们永远的痛……

遥望高远的天空，我呼唤父母的名讳和祖辈们的名讳——

过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