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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眉冲老屋场。
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不是苏杭，不是黄山丽江，不是马尔代夫，而是那个生养我们的小山村——画眉冲。
在别人看来这是个穷乡僻壤，鬼不生蛋的地方，而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温暖的小窝。这里留下了我们儿时的记忆，有欢笑，也有泪水。
画眉冲名字的由来已经不太清楚了。“冲”是山村的意思，是通城崇阳乃至湖南江西一带的叫法，比如韶山冲。画眉冲还有一个叫法——饭米冲，我们的祖辈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为一顿饭而劳碌奔忙，叫饭米冲也恰如其分。
但我更愿意她叫画眉冲，跟各大地图上名字吻合。我们的家乡一年四季鸟语花香，画眉鸟在这里筑巢歌唱。
我们的祖屋坐落在崇阳、通城两县的边界（现属湖北省崇阳县沙坪镇堰市村），背靠屋背岭、大窝、艾家冲，左手是西岔，右手是前底嘴，前面是凤凰台，与油毛垅、毕家、精怪窝、陈家排、粉铺、雷家、下屋等鸡犬之声相闻。
说是祖屋，其实不是我们的祖辈修建的。原本是邓家大户人家的庄园，修几间房供佃农居住，相当于农场简陋的员工宿舍。我们的爷爷那时候在邓家做长工，自己又没有房屋，上世纪30年代初携家人在这里定居下来。
房子修建于上世纪初或者更早，建筑质量很差，没有正经的墙脚，砌墙以土坯砖为主。一到刮风下雨，摇摇欲坠。下大雨时，奶奶就要拿出一把杆秤，把秤钩插在门框边的砖缝里挂住，再吊上一个秤砣，当作“定海神针”。
一直到我记事时，房子没有作大的改造。那时候上下四间房，我家、大伯家、叔叔家一人一间，奶奶住一间。年，叔叔那间房在一个雨夜倒塌。我父亲将房屋拆除，在老地基上建了现在的房子。
有树、有井，才能称得上一个完整的村落，画眉冲也是一样。
年之前，山上林木茂盛，大树不少，年爷爷还在屋背岭上躲过日本兵。大跃进时期大办钢铁，到处土窑冒烟，山上树木都砍掉化为灰烬。到我们出世时，山上只剩少量松树和一些灌木。
我小的时候，土地嘴的薯窖边还有一棵老枫树，门口塘岸上有几棵桐树，堑上有一片竹林。桐树开着黄白色的大花朵，特别漂亮。我、岳斌、国斌经常爬上桐树，躺在树杈上闭目养神。桐树结的果敲开之后，里面是白色的桐籽，用火点着可以照明。
画眉冲的水井原来在中家冲的田墈下，柳和平的父亲柳炳炎当生产队长时，把我们家的井填了。这位老兄早已不在人世，他于年得伤寒病死了。
叔父十几岁的时候，带头挖了一口井，位于出村右手的田边，这成了我们一大家人几十年的饮用水源。
画眉冲有几口水塘，分别是门口塘、烂塘、中家冲塘。
门口塘有一块六尺见方的条形石，是爷爷用一撮箕稻谷换来的，一家人在上面洗衣洗菜。随着水位的变化，这石板一年总要挪动几次。
我大概六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带着弟弟们在石板上玩泥巴，石板前半截泡在水里，长了青苔比较滑，国斌玩的时候一下滑到水里。情急之下我马上跑回家搬救兵，大妈下到水里把国斌扯了起来。想想真是太惊险了。
对我而言，接下来是一悲一喜。悲的是我被奶奶痛打了一顿，毛栗加棍子尝了个遍。喜的是还得了一个表扬，大人说幸亏你没有下水去救，要不然都淹死了。
烂塘的坝原来没有现在这么高，是年左右加高的。当时工地上有一个夯实沙土的工具，叫石鹅，三百来斤重，八个人同时抛起来往下轧。这项劳动叫做“打鹅”，需要有一个人喊号子，达到动作协调一致，这个人就是大妈。大妈发号令时，要根据现场的情况编歌词，再唱出来。我记得那个调子是：
哟～哟咧嗬咧
嗬咧呀嗬嘿嗬嘿
亚歪子哟咧嗬
才呀天子话呀话……
爷爷奶奶生活的年代兵荒马乱，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红军白军各自占山为王。奶奶说，对门岭上的坟沟里，有一个号兵吹了一晚上的号，不知道是发起冲锋，还是号兵自娱自乐。日本兵来时，天上的飞机就像打铜锣一样轰响。
我们家乡至今有一句狠毒的骂人话：炮子打的！说一个人慌忙火急，就说兵杀来了？赶杀场！这都是那时候留下来的“后遗症”。
有一天深夜，突然有两个穿军装的人敲门求救，说是被人追赶，穿着军装不方便逃跑，需要换一身衣服。爷爷二话不说，给他们换了装，把他们脱下的军装踩在烂塘的泥里。听说解放后有人来寻访过，也不知道当时救的是红军还是白军，不敢认账。
如今城里人春游，坐百十里路的车去看映山红。画眉冲对面的山上，就有成片的映山红，因其花苞形同毛笔，叫做笔杆树。一到春天，映山红漫山开放。小时候有一个误传，说映山红花蕊中有一种虫子，会爬到人的耳朵里，所以很少有人采折。
屋背岭上有一个晒场，主要用来晒谷、晒薯丝。我们小时候有一个任务，早晨把竹簾（晒簾）扛上山，晚上收完粮食再背下来。
站在屋背岭上，举目四望，人声依稀，炊烟袅袅。数十里开外，四周就是盆地的边沿，那里才是真正的大山。特别是雪后初晴，远处山上银光灿灿，甚是耀眼。
下面说一说我们家族几代人的记忆。
家族轶事
柳姓起源于春秋时期的鲁国。鲁国有大夫展禽，食采于柳下，因其谥号为“惠”，后人称其为柳下惠。简单讲就是他得到一块封地，位于今山东省新泰市柳里村，其子孙后代遂以邑名为姓氏，称柳氏。
柳下惠就是柳氏“得姓始祖”。
多年前，鲁国被楚国所灭，柳姓有入居楚地者，至秦灭六国后，又有入居山西境者，后渐在河东（今山西境内黄河以东地区）形成名门望族。此后相当长时期内，河东一直是柳姓的发展繁衍中心，柳姓的许多名人也大都出自河东。
现今我们的族谱上都有“河东堂”的字样。
唐代以后，柳姓称盛于南方，且分布极广。今日柳姓尤以山东、四川、湖北、湖南等省居多。
柳姓的古代名人，除了柳姓始祖、坐怀不乱的道德典范柳下惠，还有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柳体楷书创始人柳公权，北宋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
如今三角门柳家祠堂一带，是我们这一支最后的聚居地，已经有六百四十年历史。明朝洪武六年（公元年），我们的祖先从江西袁州府宜春县（范围相当于今宜春市袁州区）来到湖北崇阳通城，一说是避瘟疫，一说是避战乱。古代人口迁徒，原因无外乎战争和天灾。
传说江西宜春儒学教谕（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柳仲三和哥哥仲一、仲二携家人从江西来到崇阳，到达三角门时，口渴找一口井喝水，仲三把一个包袱挂在树上，喝完水继续前行。行走一段路后，仲三想起挂在树上的包袱，转头来取。仲一仲二两兄弟说，三角门这个地方还不错，你干脆在此地留下吧。仲三于是在三角门（当时叫三个门）开山拓土，定居下来。
告别仲三，仲一前往监利县落业，有柳家集；仲二则定居湖南省巴陵（今临湘）县西塘柳树厂。
仲三公因此被后人尊为“迁崇始祖”。
仲三公上代祖先由陕西迁至江西，七代在宜春。江西始祖交公（字善与），宋徽宗宣和二年（年）生，因任江西袁州府通判（朝廷委派官员，掌管粮运、农田、水利和诉讼等，监察州府长官），举家从陕西迁往江西宜春。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父亲带我寻找陈家排柳家的祖坟。几代祖先都葬在尖家塘的那一个山窝里，大概平方米范围。年深日久，坟头都平了，祖先的遗骨有的已经难寻踪迹。逢年过节，也不见有人祭拜。
这里有陈家排柳家的开山祖先再韩公，以及再韩公之后第六代祖先、我们曾祖父的父亲清明公。
逝者如斯夫！更远的祖先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所熟悉的顶多是曾祖、祖父母和父母。
还是从我们的曾祖父说起吧。
从活着的人往上推，陈家排柳家有三大支系：
一是以柳福林为代表的新屋一房，他们的曾祖父守先公和我们的曾祖父海材公是兄弟。守先的儿子照爹是从其他房族过继来的。照爹下面有秋林的父亲少团、福林的父亲成金、铁钢的父亲祖胜，还有计青等。这几位老伯我都见过，均已作古。
二是以柳望来为代表的老屋一房，他们的曾祖父先甲公也和我们的曾祖父是兄弟。先甲公手下有友道、子书、大兴、细和，还有一个叫老黑，共七兄弟。友道的儿子普奎，是过继来的。子书的儿子、望来的父亲畅奎，也是抱养的。老屋大兴和堰市细和两人，各自生养了女儿。
老屋这一房的老黑，终身未婚，去世很早。他是个半吊子木匠，手艺不咋地，功夫全在嘴上。那时我们家几个条凳就是他做的，平地上放不稳，歪地上稳当当。他算是柳姓的幽默大师，至今流传着他的笑话。
他家的小牛走丢了，他逢人就问：你见过我那只刚长大成人的小牛么？有一次在别人家做活，嫌人家招待不周没有酒喝，将一把凿子故意别在腰上，装着找不到的样子。主人家提醒：你的凿子别在腰上呢。他一拍脑袋说：你看看，我真是糊涂，上个月喝醉了酒，到现在还没醒。
清明公三个儿子，老屋一房要么抱养儿子延续香火，要么没有男丁，新屋一房也是过继来的，真正延续血脉的只有我们这一房。当然，这是一种过时的传统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香火”观念将会越来越淡化。
我们这一房，曾祖父发寿（正名海材）老太爷，排行最小，经常被上面两个哥哥欺负。他们三兄弟分家时，老人把最好的田产给了我们的曾祖父。后来不断被新屋、老屋两个哥哥巧取豪夺，田产尽失。最后只留下望来家对面的一片山，严防死守。任凭两个哥哥侮辱谩骂、用烟袋锅敲打脑袋，就是不答应，终于给自己留下了一个葬身之地。
嗬嗬，他的三个孙子、我们的父亲们也把这块地作为最后的归宿，在两边修起了三个墓，大伯已经先到先得。
曾祖父生于年左右，传说他幼时娇生惯养，有点懒隋，所以贫穷一生。而让我们能够想起曾祖母的，是沙堆罗家门牛疯子。隔三岔五，牛疯子就会背着一身包包裹裹，上门来要吃的。他在我们的父辈面前，自称表叔。的确，我们的曾祖母卢氏，是牛疯子的姑妈。卢家曾经是望族，后不知何因衰败。
我们的爷爷炳春是兄弟中的老大，有金员、龙才、复员三个弟弟。
爷爷和奶奶
爷爷炳春16岁时，36岁的曾祖父去世了。传说曾祖父死于急症，去世时连草鞋都来不及脱掉。
爷爷当时尚未成年，自身难保，几个弟弟只好四散。
叔爹金员到通城大屋洪家做长工，与当地女子爱桃结为夫妻，在大屋洪家落业。生了三男五女，儿子分别是奎保、克奎和落奎。金员叔爹会做扒浆豆腐，我父亲做豆腐的手艺就是向他学的。
叔爹龙才过继给通城南塘卢姓人家，学过裁缝。缝纫机出现之前，我们家的衣服都是请他做。他老伴叫通哀姐，有一个儿子叫榜伢，精神病人，一天到晚嘿嘿笑，有把子力气，会砍柴干农活，30岁左右走失。
还有一个叔爹复员，中年后倒插门，当了柳福奎的继父。与老伴凤玲哀姐生有独子广生，广生叔年病故。
我们的爷爷为人忠厚，人穷骨头硬。做长工为生，当过石匠。被抓过壮丁，九死一生逃回家。在地主家做长工的时候，东家故意把钱扔在地上来考验他，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捡起来交给东家。
爷爷靠自学识得几个字。我小时候家里还存有不少木板印刷的老书，上面有爷爷的名字。
爷爷可能无力改变家庭窘境，有一些惰性。听奶奶说，夏天的时候，爷爷在屋外乘凉，喊他三次都不肯洗澡，洗澡水只好热了再热。
爷爷深爱画眉冲这一方土地。土改的时候，政府分给他邓家的房屋和畈上的良田，他一律不要。他怕受大户人家欺负，只想蜗居画眉冲。土改只得了一张床，一个柜子等几件家具。
那张床相当豪华，分给了大伯。它就像一个小房子，前后两进，雕龙刻凤，金碧辉煌，外面有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我们小时候在上面玩耍打滚。大伯一家上世纪80年代初搬到沙坪镇时，听说这张床以元钱卖给了洪奎表伯。在今天，这也是一件价值不菲的收藏品了。
年，大跃进吃大食堂，要求村民集中居住。我们全家搬到下屋复员叔爹家。当时已经病重的爷爷拄拐棍回到画眉冲，看到墙根已经长了一人高的野草，心中五味杂陈。直到56岁离开这个世界，他都依恋着画眉冲。
爷爷的病，现在来说应该叫喉癌。不能说话，不能吞咽，更不能进食。家人只好给他在脖子上挂一个口哨，有事就吹一下。爷爷去世前只有一事让他感到欣慰：这一年，国龙（岳斌的哥哥，半岁时夭折）和国甫（我）出生了。爷爷坚持要给我们摇摇窝，我和国龙的摇窝摆在爷爷的病床两边，左右手一边摇一个。
爷爷在家中非常威严。他去世落葬以后，家里有人大声说话，还发出了笑声，这时一面出殡用过的铜锣突然从高处掉落，一声巨响，吓得一家人大气都不敢出。
爷爷生前作出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为自己争得了一块风水宝地。他可以不要任何东西，但虎头山非他莫属！这座山是邓家的祖业，土改后归集体所有，他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拐棍往虎头山一戳：这块地志在必得！
每当我们上山祭拜爷爷奶奶的时候，站在山顶一览众山小，无不感佩爷爷当年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作最后一搏的豪迈与决断。
国家法律规定，土地和山林属国家所有。解放以后土地改革，经过土地承包到户、山林资源确权等，改变的只是土地的经营权。上世纪八十年代，邓族以寻访山林名义，对我们爷爷奶奶墓地的土地归属提出异议。双方坐下来商谈，在承认土地国有的前提下，柳家作出一定的经济补偿，签订了山林土地使用权转移协议，永久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邓族主事人和我们父辈三兄弟签字按手印为据。柳家宴请了邓族人士，气氛友好。毕竟，两家存在几十年的雇佣关系，或者叫老板与雇工的关系。
我们的奶奶叫詹细员，人家都叫她细哀姐。她娘家就在饶家对面，是从码头詹家搬来的，其中原委不清楚。奶奶的母亲叫满哀姐，奶奶有一个姐姐，就是郭家坳的泉哀姐。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嫁蔡墩山里大屋熊家，一个嫁老屋舒家，都是我们叫的姨奶奶。我们的表叔也有好几个，奶奶在世的时候，来往比较密切。
奶奶还有一个弟弟，叫菊爹，上世纪50年代，因和村干部发生冲突，一时想不开吃了黄莲（山上的一种有毒植物，或叫断肠草，我没见过）去世。祖父母有意把我们叔叔利奎过继给菊爹做儿子，但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有正式在他家生活过。
奶奶的娘家，已经绝户了，詹家屋场变成废墟，早年还种有庄稼，后荒芜。前几年盘社柳元奎在詹家屋场原址上起了新房。
爷爷奶奶成家以后，在柳家老屋住了十来年，就是虎头山下，现在魏亚生住的那个地方，离奶奶的娘家不过米距离。
奶奶个子比较高，应该不低于1.7米。长方脸，高鼻梁，大伯和她比较像。一双小脚，即使拄拐棍也走不了远路，经常走动的地方是堰市和郭家坳。去山里探望她的妹妹，都是我父亲和表叔用轿子抬她去。
奶奶到了晚年，一直保持做家务的习惯。家里男女都要出工，她负责照看几个孙子。
她有一个毛病，就是哮喘。一发病就用轿子抬到堰市找姜医生治疗，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吃一种叫麻黄素的小药片控制病情。
奶奶对她的三个儿子，都是直呼小名：水伢、木伢、金伢。她认为木伢的命最不好，其理论是木伢丁丑年生的，属牛，又落在农村最辛苦，所以在一些问题上，总是倾向于我们家。大伯和叔父常常给她几元钱，她都暗地里接济了我家。最为典型的是，她连上厕所都在我们家，要让我们家多一点肥料。
俗话说，爷（父亲）疼细崽，爹（祖父母）爱长孙。奶奶给我的关爱和呵护，要比给其他弟妹们多一些。我小时候陪奶奶睡觉（不如说奶奶带我睡觉），直到她70岁去世，那年我12岁。
奶奶每晚睡觉前有几个规定动作。一是泡脚，用剪刀修理脚上的茧。她属于中国最后一代裹脚的女性，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那双小脚是畸形的，脚后跟占了脚掌的三分二，白天穿鞋不舒服，晚上泡一泡放松一下。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上茅房，她自嘲地说：操多了心屙夜屎。奶奶睡觉时间很短，每晚上床之后，要在床头坐半个小时，把故去的亲人一个一个念叨一遍，包括她的妈妈、弟弟和妹妹、她的两个女儿，还有我们的爷爷。她总是自言自语：你们都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世上，这里死人那里死人为什么不死我啊？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年农历6月，奶奶一病不起，汤药无效。一天晚上，我父亲感觉到奶奶不行了，带着我起身到星桥公社文家去买灵屋（纸糊的房子，烧给逝去的亲人让其在那边安居），半路把我搁在郭家坳姨奶奶家，我在那里睡了一觉。回来的时候走到乌鱼塘，手电筒的灯泡炸了，我父亲说了一声：瞎了火！我们摸黑走到前底嘴的时候，碰到秀华表哥，他说细爹爹（对祖母和外祖母的称呼）已经走了。
奶奶去世，只有大伯这一个儿子送终。那晚，大伯哭得最伤心。叔父接到电报后，第二天中午从苏塘赶回家。
奶奶出殡那天，她的三个儿媳妇，也许是泪点高，没有一个人哭。倒是她的两个外孙女金宝和银宝，哭了好一阵。
我们乡下有一种说法，亲人去世后会对家人依依不舍，到了一个望乡台的地方，停留下来，向家的方向张望。去世后第三天夜里，还会悄悄回到原来的家探望一番。如果后人有心，用草木灰撒在房门口，第二天早晨会发现回来过的脚印。我照这样做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才意识到，我再也见不到奶奶了。
其实还有一种仪式可以排解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叫饭”。每年农历七月，大概那边放探亲假，祖先们可以回家与亲人们团聚。从七月初一开始，到了吃饭的时间，家家户户把菜摆上桌，铺上碗筷，恭请先人首先用餐，少顷，说一声“接碗”，后人才开始吃饭。一直到七月十五中元节（七月半），烧些纸钱，送先人们上路返回那边。
爷爷和奶奶一共有五个子女，除了我们的父亲三兄弟外，他们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我们叫凤姑妈）嫁到老屋舒家，生下宗生和宗义。二女儿（我们叫梅姑妈）嫁雷家，生了秀华、国华、金宝和银宝。
凤姑妈在舒家得了火病（肺结核），发展到吐血，无人给她医治，只好接回娘家养病，直到年去世。我小时候看见凤姑妈住过的那间房，门槛用锯子锯断过，意思是让她的病不再传给家里别的人。
梅姑妈也在年因病去世。
年，我们家失去了爷爷和梅姑妈两位亲人，对奶奶的打击可想而知。
说完了爷爷奶奶，再来说一说我们父辈的三兄弟。
大伯
我问过家乡年长一点的人，对我大伯柳水生小时候的印象如何？回答是大伯爱玩，也会玩，能玩出很多花样。
大伯没上过学，小时候跟着爷爷给邓家干过活，具体细节，我也不清楚。
大伯自己说，小时候在山上打柴，最爱玩一种叫打马的游戏，像哈里波特一样骑在扫把上飞，屁股骑在打柴的耙子上，从山顶往下面狂奔，玩也玩了，柴也打到了。
年，家乡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分田地。我们家是贫农，土改根子。开会的时候，大家推举当时只有17岁的大伯上台讲话，却到处找不到人。后来找到了，他正在和小伙伴们玩打子的游戏。
大伯还和一帮年轻人组织了寿安篮球队，多次比赛拿冠军。
朝鲜战争爆发，年中国宣布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年仅17岁的大伯被敲锣打鼓送到部队，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直接就在异国他乡拿枪作战。
大伯所在的部队是秦基伟率领的野战第十五军，是打上甘岭的主力部队，在冰天雪地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血战49天，伤亡惨重。上甘岭被美国飞机反复轰炸，山上被炸得寸草不剩，阵地上堆起一米多厚的浮土。大伯回忆说，进出坑道没有着力点，只好拉着战友的尸体攀爬。
大伯是通信兵，负责收发电报，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那样，背个发报机。一次几天几夜急行军，极度疲劳，大伯一边走一边睡着了。一颗炮弹打过来，弹片划破了大伯的棉背心并起火，战友发现后帮忙扑灭了。
大伯上战场，爷爷奶奶在家里自然着急，奶奶说那几年差点哭瞎了眼睛。有一天，雷家国华表哥忽然来画眉冲，大声喊：大爹细爹，水舅爷归来了！一家人喜出望外出门迎接，那知道被这小孩忽悠了。之后这样的事又发生了几次，每次都忽悠成功。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大伯大妈是在部队成亲的。大伯从朝鲜回国，随部队回到河南驻地。爷爷奶奶把大妈带到部队。两个没出过门的农村老头老太，是怎样把儿媳妇送到部队的，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据说一起去部队的还有其他两位战士的家长。
奶奶回忆说，从武汉过江坐轮船，那轮船像饿猪婆一样叫。我后来到武汉上学，特地坐过江轮渡体验了一下，汽笛声确实像饿猪婆一样叫。
大伯在部队几年，不但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自己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当兵之前一天学都没上过，当兵后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手钢笔字写得很漂亮。
转业后，听说在寿安寺教过几天书，正式参加工作在台桥公社，带队修蒲圻铁路，后当沙坪区人武部长，又调到华陂区当人武部长，几年后调回沙坪，当过区人武部长、区委副书记（其间担任过金不水库工程副指挥长），在县外贸局副局长任上退休。
在华陂工作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大妈有次去看他，遇见大伯正在挨斗，游行过程中，一阵风把草帽吹走了，红卫兵还不让去捡。奶奶听说后，哭了一场。
大伯退休后，有段时间对做饭有兴趣，学会了做馒头和卤牛肉。每天早上煮一锅稀饭，蒸一锅馒头，一家人吃了去上班。
我年到沙坪读高中，学校伙食特别差，严重营养不良。我有一个同学陈亚华，父亲在区邮政局工作。大伯每隔一段时间，就托陈亚华带信，叫我去区政府食堂吃饭补充营养。
我高中毕业后，到金不水库挑土，住的是民房，一个生产队十几号人住在人家的一间堂屋里，吃的和猪食差不多，还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两个月后，大伯托龚基龙部长把我安排到营部当施工员（修水库实行军事化管理，大队叫连部，公社叫营部），每天量一下土方，不用挑土了，吃的住的也都上了一个档次。
年春天，我到大队小学当民办老师，这也是大伯安排的。
我离开家乡近40年，每次回老家，父亲都要讲述当年为了我和国斌的前途，如何和大队、公社干部斗智斗勇，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其实，如果没有大伯的运作，再大的本事也没用。
大伯总是在背后默默地帮助我们兄弟，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起过。
大伯在55岁以后，视力逐步减退。年纪念奶奶逝世23周年时，走路都看不清了，是我扶他到山上去的。医院，让他做了两次白内障手术。70岁左右的时候，身体不适到武汉检查，发现脑干梗塞，医生觉得很严重。由于他身体底子好，之后又坚强地活了10年。
在大伯最后一个春节，我去看他，那时他已经卧床四、五年，不能完全认人，但一提到画眉冲，就会流眼泪。
父亲
我父亲柳木生养育了我们兄妹六人。我们长大成家，在每一个孙子出生后，他都要翻开孩子的手掌，看一看手掌是不是脱皮。要是像他那样手脱皮，他会很开心。
受父亲的遗传，我们兄妹都有手掌脱皮的毛病。
父亲继承了爷爷的石匠手艺，参加过一些水利工程和石桥的修建。石匠的手要接触石头，皮肤破损起茧，加上劳动后没有洗手，容易生长真菌，引起脱皮现象。这也印证了奶奶说的，他就是个辛苦命。
那些年，他经常骂某党，说某党上台后实行机械化，石磨被淘汰了，他修磨的手艺也不吃香了。
其实一般家庭，磨点米粉麦粉，还是需要石磨的，一台石磨一年要修理一两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一台石磨一元钱，而在生产队出工一天才一角钱。他从来不出去吆喝，人家请上门来，还爱理不理。
石匠的工具用久了也要修理，放在炉子里烧红，进行锻打使其锋利，所以石匠也是半个铁匠。修理工具的时候，我的任务是掌灯和拉风箱。
父亲比大伯幸运，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学堂就在油毛垅。老师叫育师傅，我去外婆家的路上，常常见他提个大铜壶去井里打水。育师傅身材高瘦，秀才出身，清末时做过知县。传说他到县衙门上任第一天，批阅一个案卷，朱笔一圈，人犯绑赴刑场，头颅落地。他吓坏了，从此辞官不做。
父亲有一天放学回来，手掌红肿。爷爷奶奶一问，是遭受了育师傅的体罚，被用戒尺抽打的。爷爷一气之下，不让我父亲上学了。其实那年头，上过两年私塾，就算知识分子了。
辍学后，父亲在沙堆学过中医郎中，未成。
年，父亲也参军赴朝鲜。早在年，中朝方面已与联合国军签署停战协定。父亲那一批志愿军是隐蔽起来坐闷罐车到达朝鲜的，基本没有打仗，成天与朝鲜军民联欢，帮老百姓挑水做好事。
父亲当兵回来后，在沙坪中学食堂当过司务长，后又调到台山粮管所。年下放回乡务农。
父亲干农活并不习惯，也不愿意干，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只有勉为其难。在水田里干活时，人家都把裤腿挽得很高，他因为怕蚂蟥把裤脚扎得紧紧的，被村里人笑话。
经过了很长时间，父亲才认命，慢慢习惯了农村生活。还能苦中寻乐，上下午劳动歇伙时为大家讲古。为了和村里人打成一片，学会了抽烟。因为有点文化，当了多年生产队会计。附近的人有一些写写画画的事，或者婚丧嫁娶择吉日，打时卜卦，甚至有人生病，都来找他帮忙。他也很乐意，分文不收。
那时候家里有一本破旧的《玉匣记》，是一本明清以来民间流传的百科全书。上面全是择吉日、修建动土、画符咒等内容。比如某人上门求助，说孩子发烧上吐下泻。父亲就会翻一下《玉匣记》，嘱咐人家晚上某时某刻，出门向某个方向走多少步，烧若干张黄裱纸，上香作揖。奇怪的是，照做以后那孩子的病真的好了。
那时候没有环境污染，空气好，偶有身体不适主要来自营养不良和着凉感冒，一般几天之内自己会好。这也就是父亲给人“看病”灵验的原因。而乡下人生病首先想到的是冒犯了哪位神灵，医院。
记得那时家乡有一种特别的招魂仪式，叫作“喊吓”。小孩生病被认为是白天遇到什么邪物，或者在哪个土地庙、哪口井附近冒犯了什么，灵魂不安而得病。家长会在天黑人们入睡以后走到村口，大声喊孩子的名字：某某伢哟，回来吧，回来睏瞌睡啊！一路喊到家门口。然后若有其事地问：某某伢，回来了没有？家里人便会答应：回来了，回来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普遍贫困，而我们家是贫困户中的贫困户。穷到什么程度？我们家是全生产队排名第一的超支户，就是劳动得到的工分和分给你的粮食相抵，倒欠集体的。队里分粮食，超支户排最后。队里杀猪分肉时，超支户必须拿现钱，交不起钱就只好空手回去。我们家有一个衣柜，一到队里催交超支款，就搬出去作抵押，过些日子又跟人家说好话要回来，这个衣柜进进出出搬了四、五次。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分田到户时，我家还欠队里元超支款。
毛主席要求“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我们家一年四季都吃稀。稀饭越吃越饿，肚子越吃越大，形成恶性循环。特别是薯丝煮粥特别难吃，过年过节都不一定能吃上一顿白米饭。安排住队干部来家里吃饭时，一般是蒸一大锅红薯，上面蒸一碗米饭给干部吃。有时一天三餐红薯，吃得都要吐，肚子成天气鼓鼓的，一路走一路放屁。
现在街上有不少烤红薯的，城里人当成保健品吃，而我一闻到烤红薯的味道就反胃。
春天是最美好的季节，又是最难熬的季节，因为这时候正是青黄不接。一到春季，父亲就挑着箩筐四处借粮。新谷出来首先要还一部分借粮，这就意味着下一个春天又要出去借。
吃油都是问题，吃肉更是奢望。一块猪油要用好几顿，炒菜前把猪油在锅底划两下，撮起来留着下一次炒菜用，这叫作熬油筋。熬到最后油被彻底榨干，几个小孩等在锅边，一旦吃到那块油筋，比现在吃一顿麦当劳还高兴。
过年一般都能吃上肉，但往往会控制不住多吃，加上营养不良肠胃弱，拉一泡稀等于白吃。
尽管家庭经济困难，但我父亲的原则是今日有粮今日吃，明日无米明日忧。我们兄妹基本没有挨过饿，穿的衣服也不比一般人家差。
那时候政府对困难户往往有一些救济。我们家差不多每年都会分到一件棉衣，叫救济袄，我也穿过。
现在流行一句话：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前半句我父亲心有余而力不足，后半句父亲是完全做到了。有的人家孩子一到十来岁就不让上学，在家里放牛、挣工分。我父亲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不管穷与富，一定要接受教育，做一个明白人。我和国斌在学习上没有让他操心，对他来说多少是个安慰。
父亲因为当过兵，在外面工作过，身上多少带有一点“小资情调”，对新奇、时髦的事物感兴趣，甚至可以说开风气之先。回乡后，他养过金鱼，饲过鸽子。口哨一吹，几十只鸽子听他指挥。后来因为鸽子翻瓦，乡亲有意见，只好放弃。他还买过一盏煤油大吊灯，有一个很大的罩子，叫做麦笠灯，过年过节和请客的时候用。
国家还没有植树节的时候，他就开始植树了。门前栽了一排白杨树，长得非常快。国斌上大学时，所带的箱子就是用白杨树的板子做的。
年纪大了以后，父亲对有些事情显得过于执着，爱折腾。画眉冲的路，本来上世纪80年代他修过一次，通行完全没有问题。后来又请来挖土机进行拓宽，可以跑汽车了。他自己的寿材、墓地也整了多遍。
什么是孝顺？最起码要给予老人基本生活保障，但这还不够，还要“顺”着他，让他开心。如果他在折腾当中能得到快乐，有利于身心健康，我们就要支持他，让他实现所有的心愿。
叔父
我对叔父柳利奎的记忆主要是年之后，那年他当兵复员。叔父在河南当了7年兵，照此推算，他当兵那年是年，我三岁。
有一个画面在我脑子里比较清晰：叔父从沙堆买回来两样东西，用一根木棍挑着，一头是一只小花狗，一头是一把大火钳。七年，小花狗变成了老花狗，尾巴也没有了。复员回家之后，家里实在是缺油水，老花狗被烹了。
叔父排行最小，爷爷奶奶看得比较重。听奶奶说，叔父十岁时，还追着她要吃奶。三兄弟中，叔叔是唯一接受了比较完整新式教育的，一直读完了中学。毕业后好像在通城印刷厂干过，还教过书。
叔父应征入伍的情景，我没有完整的记忆。好像有一些人来送行，其中有一个叫小洪的，是叔父的老庚（结拜的同年兄弟），泉湖山人。
之后好几年我都没有见过叔父，只知道他是个侦察班长，但我口袋中常年带有一张他在长江大桥下穿军装照的相片。
叔父经常从部队写信回家。那时候普通平信乡邮员是不送的，全公社的信都扔在堰市供销社的柜台上面，一天也没有几封。过一段时间我就去供销社看一次，叔父写的信封是那种斜体字，一眼就能认出来。
本大队柳祖奎的儿子柳均龙也在河南当兵，跟叔父在一个部队。一次柳祖奎去部队看他儿子时，叔父托他带回一大堆罐头，有肉的，有水果的，奶奶和一家人很是高兴。还有一次叔父寄回家一包毛主席像章，被大队干部收到了，他们瓜分了一大半。我在放学的路上看到，把剩下的几枚像章带回家。
那时候公社每年都要请转业军人和军属聚一次餐。由于父亲本身是转业军人，叔父的军属指标还可以去一个人。我不到10岁，去吃过两次。开半天会，散会后8个人一“桌”蹲在地上吃。那时候干部比较清廉，没有克扣现象，招待非常丰盛。肉、鱼、豆腐等用脸盆装。
年，叔父从部队回家结婚。在婚礼当日，洪奎表伯递给我一个丝烟蒂把头，我吸了两口，竟然醉了，头晕不能站立，睡了大半天。
碧华婶娘的到来，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活力。妯娌们在一起时很热闹，有一次谈到个子高矮，大妈说：“我是早谷草，秋香（我继母）是晚谷草，碧华是中谷草。”意思是说碧华婶娘个子最高。
确实，挑水、种菜、喂猪、出工，所有体力活没有她干不了的。她上山打柴，回家时柴太多，门框都嫌小，连拖带挤才能把柴弄进屋。
复员后，叔父在家短暂待业。那段时间很艰难，复员费也花完了，最大的难题是没钱买烟。有时候烟瘾犯了，向隔壁普奎爹要一小撮烟丝。甚至把荷叶切成丝，淋点菜油，用纸卷一下当香烟吸。
叔父参加工作到崇阳城关二小当老师。大伯跟县人武部比较熟，可能做了点工作，叔父不久就被安排到苏塘区黄洋公社当人武部长，好像也在古市公社工作过，辗转又到苏塘填当财贸书记。50岁上下，离开山区调到沙坪镇直到退休。
在苏塘镇期间，我和国斌有一次利用寒假去看叔父，晚上住在黄洋。第二天早晨，叔父在房间喊我们，说房门被反扣，出不来，要我们从外面开门。这事很蹊跷，门扣是一个很厚重的铁制件，往下吊着，扣住时需要往上提，难道它自己会跑上去？
第二年，珍爱婶娘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只活了36岁。
这件事之后，我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有些东西，一直和我们共同存在。
在苏塘的那十几年，叔父的经济条件是我们三家中最好的。我家自不必说，大伯家也是一个人拿工资，要养一家七口人，生活也相当艰难。叔父家人口少，要宽裕一些。但是由于家庭矛盾，大人小孩饱受波折。记得那时我上高一，托秀华表哥给叔父带了一封信……。现在想起来，其实是大不敬。
叔父一直对我很好。我读高中时，寄给我七元钱。年考上武汉的学校，叔父骑自行车从大山赶回家，专程为我送行。半夜动身，大雨滂沱，那时台桥到沙坪的公路正在修建，路面上污泥浊水，深一脚浅一脚，赶到沙坪搭车时天才麻麻亮。
风波
画眉冲是一块福地，我们家族在这里安全地生活了近七十年。
单家独户，偏于一隅，除了寂寞，还存在一个安全问题。
奶奶在世时，有一个政策：到了晚上要让狗吃饱，而让猫饿着。猫吃饱了晚上贪睡不抓老鼠，狗晚上值班是很辛苦的。夜晚狗的叫声相当凄厉，有时候一边叫一边还有往前扑的声音，隐约还有撕打的动作。小时候夜晚听到狗叫是很害怕的。
几十年中也出过一些事情，但都是有惊无险。其实根本算不上劫难，只是一些小小的风波而已。
年秋，日军占领武汉，随即向周边扩张，进犯崇阳、通城、岳阳等地。大概在年上半年，日军在崇阳、通城一带有一次军事行动，我们家附近的码头、盘社、丁家、粉铺都有人被杀。那一天，爷爷在家听到有响动，就是那种军刀和军用水壶碰撞发出的响声，便出门到前底嘴张望。爷爷穿着一身粗布白衣服，很显眼，一下子被鬼子发现，一边追一边开枪。情急之下，爷爷钻进了山上的密林中，躲在堑上观察动静。
一队日本兵随后进入画眉冲。日军问在此逃难的堰市金哀姐：八路的哪里去了？金哀姐用手一指乱说一气：波里波里往那边跑了。
日本兵又问我们奶奶，奶奶照直说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不知道，结果挨了重重一耳光，被打得摔倒在地。
那时奶奶40来岁，大伯9岁，我父亲不到6岁，叔父生下来不久还抱在怀中。堂屋里有一个打谷用的方桶，装着刚刚收回来的豌豆蒿，桶里面藏着一个人，因为发抖，豌豆夹像摇铃一样发出响声。奶奶对那人说这样很危险，他又爬到楼板上躲起来。
大伯被金哀姐抱着，突然喊肚子疼，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拿出一片药丸，示意大伯用手去接。大伯伸出一只手，军官摆了摆手，要他用两只手接。大伯照做了，接过药丸一口吞下，肚子就不疼了。
我父亲和几个人藏在床铺的角落，用碗橱档着。因为发抖，橱柜中的碗碟撞击，不断发出响声。
梅姑妈和另一个姑娘躲在猪圈中，脸上身上糊满猪粪，房门用桌子顶住。日本兵进去抓猪，把两个人拖出来。见两个姑娘一副臭哄哄的样子，并没有侵犯她们。
据奶奶和我父亲回忆，当天进入画眉冲的日本兵大概一两千人，房间、场地、山上到处是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在这里埋锅造饭，把我们家里的粮食全部搜光，鸡和鸭穿在刺刀上带走，但猪圈的一头猪留下了。
混乱之中，奶奶决定带家人离开。她从人群里挤出一条路，硬是去房间把一床新棉被拽出来。
这一天，柳正华的爷爷铜答牯和另外两个人，得知有日本兵在油毛垅做饭，爬上树张望，被从背后来的鬼子发现，怀疑他们是八路军或游击队的密探。他们三人被枪杀在画眉冲屋背艾家冲的水塘边。
据说来画眉冲的日本兵是一支正规部队，军纪比较严整，加上面对的是一些平民百姓，对他们没有构成威胁，所以并未开杀戒，算是刀下留人。
日本兵离开之后，劫后余生的母子几人和爷爷在陈家排前面的小港边重逢。
还有一次一家大小躲兵，藏在一片树林中，突然我父亲大哭起来，其他躲兵的人怕被日军发现，逼着爷爷奶奶要把我父亲掐死。要是真被掐死了，就没有人写这篇回忆文章了。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年左右。一天半夜，我父亲睡觉的房间窗户下突然有响声，一只动物用爪子猛击窗户，还打着响鼻，半晌没有离开的意思，吓得狗都不敢叫。我父亲拿出一把火铳，装上药，将枪杆伸出窗口开了一枪，把动物吓跑了。
第二天早晨，观察泥地上的脚印，有碗口大，加上动物有打响鼻的声音，判断这只动物是老虎。但人们认为我父亲的举动有些鲁莽，动物听到枪响后，会抢火，进而作出更大的攻击行动。
过去我们这一带是有老虎的，虽然山上大树被砍伐，成群的老虎不可能存在，但单只的饿虎夜间游荡也不能排除。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乱成一锅粥，抢夺枪支的事件时有发生。大伯是人武部长，手枪随身带。有一次大伯回家，睡到半夜，突然听到十几个人在外面大喊大叫，还发出一声枪响。可能大门没有关好，还听见鸡栏里有抓鸡的声音。
大伯赶紧起床，用手枪对准门外，一旦有人破门而入，就会开枪。
这伙人折腾了十几分钟后，自动散去。
事后分析，这些人是为了抢枪而来。大伯非常警惕，以后回家每晚睡觉前，一手拿电筒，一手拿枪，把床底下检查一遍。
这以后，大伯动了搬出画眉冲的念头。在台山买过木料，在沙坪建过房，后来政策允许干部家属转商品粮户口，上世纪80年代初全家搬到沙坪镇。调到外贸局后，最终在县城落业。
经历这一桩桩惊险事，我们家族毫发无损。这要归功于我们祖上有德。积善之家有余庆，好人自然有好报。
芳邻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户邻居，女主人是个江西哀姐，老伴叫饶玉清，跟本队饶家是一房的。他们有一个女儿金凤，当时已经成人。大概年，玉清爹去世，埋在去油毛垅路边的黄土岭上。
我那时只有4岁不懂事，学江西哀姐哭老伴的样子：玉爹哇爷啊！又哭又唱，哭一句甩一下鼻涕。
老伴去世后不久，江西哀姐变卖房产，带着女儿回江西老家了。她在塘岸上种的菊花，因无人管理成了野菊花，至今年年开放。
我们家很快迎来了新邻居。这家是从柳家山搬来的，男主人柳普奎，堂客张玉田，带着三男三女，分别是儿子均龙、均甫和均保，女儿龙宝、凤宝和六员。普奎还有一个70岁的盲人母亲贵哀姐。
这家也是穷得叮当响。他们家六个儿女中，有两个癞痢头，就是头皮结痂，好像鸟拉的屎堆在头上，这是由于长年不洗头造成的。他们家十来岁的女孩还穿着开档裤，上山下田到处跑，从不避讳。
穷则思变，他们家开发了几项经济产业。
玉田哀姐是一个织布的手艺人。那时乡下人穿的都是手工织的粗布，染一下就裁剪制成衣服。人们将纺好的线拿到她家称重，交一点工钱，到时候按同等重量拿走布匹。
在织布之前有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牵镜”。这里的“镜”其实是经线的经，“牵镜”就是整理经线。竖的经线和横的纬线交织，才能成为布料。“牵镜”对织布人的体力和智力是一个考验。“牵镜”一般在夏天晴好的日子进行，场地上钉满竹钉，用来缠绕棉线和布置棉线的走向。
形容一个人干事很卖力，一般是说挽起袖子大干一场。而玉田哀姐则是赤膊上阵，只见她在复杂的竹钉阵中来回穿梭，棉线在手中上下翻飞，其场面相当壮观。如果张艺谋把这拍成电影，效果一定不亚于《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
上世纪70年代，两种工业布料的出现，让家庭织布作坊彻底生存不下去了。一种布料是的确良——其实夏天穿在身上不透气不吸汗，一点都不“凉”。还有一种布料是日本进口的化肥袋子，一般工作单位的人才能弄到。人们把尿素包装袋拆开，染上颜色做成裤子，夏天穿起来又凉快又飘逸，但“日本尿素”四个大字还是不能被完全覆盖。还有“净重40公斤”、“保证含氮量40%”等字样。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形容这种现象：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料子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裤裆净重80斤，腰里系着百分数。
邻居家有一项做草鞋的活计，一个成年人一天最多可以做两排，每排五双，卖八分钱。贵哀和几个孙女一起干，往往是挑灯夜战，场面很热闹。有时半夜还能听到捶草的声音，稻草喷上水进行捶打，让其柔软。几个女人边干活边唱山歌，有一首是唱出嫁的女儿思念娘家的：
野鸡叫哇竹鸡啼
娘屋的细女几时归
脚踏碓呀手巴磨
这样的日子真难过
记得还有一首儿歌：
张打铁，李打铁
打到姐姐门前落大雪
姐姐留我歇，我不歇
我怕姐姐床上有臭虱
……
他们家还有一项经济产业是养母猪。一头母猪一年可以生四窝小猪，每窝大概十只小猪。猪不发病的话，养母猪能带来不小的收入。老母猪带小猪，有如一支坦克部队，山上、菜地都被拱了个遍。我们家因此不得安生。
玉田哀姐有一个弟弟张佛明，是个理发匠，还兼职干给猪做绝育手术的营生。邻居家的小公猪出栏之前，都要由理发匠用剃刀把睾丸切除掉。而母猪则等到“青春期”时再做绝育手术。除了极少量的种猪，99.9%的小猪都逃脱不了断子绝孙的命运。
年左右，佛明师傅患胃癌去世，其状甚惨。
我们和邻居家的关系有点像今天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邻居大规模发展经济，两家必定会产生摩擦，甚至引起领土纠纷。
我们的奶奶认为，我们家对画眉冲及其周边自古以来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他们家买的只是房子，并没有买土地，所以滴水以外的范围没有开发的权利。而邻居家从两家的房屋中间自行划定中线，各占一边，甚至水塘里养浮萍，他们家也要占一半水面。因此两家时常发生争执，由于没有美国插手，战争只是停留在嘴巴官司上，并未升级到下药和打架的地步。
矛盾时急时缓，两家有大事时，都还互相帮忙。
这种拉锯战持续了三十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家搬出画眉冲。
画眉冲十兄弟
画眉冲到我们这一代，共有兄弟姊妹十三人，其中男丁十个。
兄弟们在一起长大，都是大的带小的这样走过来的。可以说，十兄弟中，我除了没有抱过自己，其他九个弟弟，我都抱过。不是抱得好玩，而是正儿八经的抱。大人出工或者出外劳作，大一点的负责照看小一点的。
我对我们小时候的情况还有点印象，下面逐一说说。
我自己
我生于年农历3月12日。那天我妈妈发动的时候，大伯赶紧去沙堆请桂哀姐接生。由于时间紧迫，家人只好就近请本队接生婆福莲哀姐先处理一下。桂哀姐赶到时，见已经接完生，大为不悦，说福莲姐家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从名气上来说，福莲哀姐当然不如桂哀姐。这只是一个土专家对一个小人物发泄不满而已，我安全顺利地生下来了是事实。
我的脐带是用一把家用剪刀剪断的，我生下来第一次闻到的，医院的来苏水，而是妈妈的味道。我们十兄弟，也都是在家里接生的。
按乡下习俗，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一个见证婴儿的出生，这个婴儿就是这个人“逢生”的，我的“逢生”人就是大伯。
由于这个原因，大妈说我的性格像大伯，跟大伯一样是个“长腰懒”，不爱劳动。也许这个说法还有点道理。
每年稻谷成熟的时候，人们特别高兴，又可以吃到新米了。而我一看到稻浪翻滚，腿都发软。这意味着，马上要进入“双抢”，一年中最苦的体力劳动即将到来。
除了懒、拖延症，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火。记得妹妹艳霞、艳兰谈恋爱的时候，他们的男朋友要在家里留宿，安排一个人跟我睡一床。两位未来妹夫都不敢跟我睡，最后只好划拳决定。
到了奔花甲之年，我的暴脾气改了不少，懒毛病还是依旧。
国斌
国斌小时候长得很白净，也很聪明。
父母离异时，他还在哺乳期，随妈妈被带到丁家。后来听说妈妈因为国斌的事遭受家庭暴力，父亲只好把他接回。
国斌识字是在火炉边开始的。两三岁时，父亲在火炉边用火钳把柴灰扒平，写字给他认。到上学时可以认两百字，一年级的新书刚拿到手，他大致可以读懂。
他那时候把废电池剥开，取出碳芯在地上写字画画。他画的毛主席像，大人们都很赞。
读书学习，对国斌来说从来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当时家里的情况，已经不允许他安心地背起书包上学。早晨他要煮一家人吃的一大锅粥，待到吃完早餐已经日上三竿了，所以上学时经常迟到。
家乡盛传国斌不用上课，每天在坟地里睡觉也能考上大学，其实是被逼无奈。由于迟到经常被罚站，干脆不去学校，在路上玩一会儿，有时躺在比较僻静的坟地边看一下闲书，到放学时又背着书包回家。
他不但睡过坟地，有一次在家里挨骂，还在红薯地里过了一夜。
老是迟到，自然成了老师不喜欢的学生，在课堂上被老师开批判会，受到百般嘲讽。终于忍无可忍，他写了封信递给老师，老师看后脸都气白了。
这封信说了些什么呢？我也是在公社教师大会上知道的。这件事在学校传开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老师应该体谅学生，而不应该嘲讽讥笑。信中还说老师“满口鸡粪（谐音：讥讽之意）”，这让那个老师很崩溃。
其实大多数老师对国斌还是抱以同情，认为这个学生很不错。也有老师幸灾乐祸，看那个老师的笑话。
邓小平恢复高考以后，国斌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考取了崇阳一中首届重点班。
年到武汉上学，父亲为他准备了一个装东西的箱子，别无他物。
我的待遇也和国斌一样。
国其
国其在我们六姊妹中是最小的一个，可能也是盼来的。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并没有享受什么特殊待遇。
我离开家时，他只有五六岁，我对他小时候的印象不是很深。记得有一次我回家过年，返回时，家里给我一只鸡带回武汉。他反复抚摸着那只鸡，不停地说：鸡啊你的命真好，我都没到过武汉，你却可以去武汉了。
那一年他九岁。
他向往武汉的愿望果然实现了。他在武汉的第一份工作是开车。
国其从小对机械的东西包括开车很有兴趣，跟他舅舅学开拖拉机，后来又学开汽车。开车是他最想干的事，也是最不费力的事。听说有一年从广州开车回老家，路上遇到堵车，硬是从车辆的缝隙中挤开一条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
在武汉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饮料厂跑运输送货，开的是一辆接近报废的解放牌汽车。几个年经人开着那辆破车走街串巷，非常快活。
后来又为一个装饰材料公司的老板开小车。国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做事很认真，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老板对他很信任。离开那家公司的时候，不但结满了工资，老板还另外给了0元奖励。
在以后十多年里，靠着开车的手艺，支撑起一个小家。现在工作变动了，搞售后服务。不用开车了，但还是丢不下老本行，又凑钱买了一辆轿车自己开。
岳斌
岳斌在我们十兄弟中是最帅的一个，过去是，现在还是。
岳斌小时候非常能干，抓鱼摸虾、砍柴打猪草都是一把好手。
他热爱运动，最出色的是骑自行车和打篮球。乡间小路也就一尺来宽，他在上面骑起自行车来就像长了翅膀。他打篮球时用左手投篮，非常精准，又很帅气，常常引得女孩子尖叫。
我猜想，他上学时一定有女同学暗恋他。听说堰市上街忠宝铁匠的女儿，还有细屋邓家肖鼻涕的女儿，都和他传出过绯闻。当然这都是小孩子家的玩笑，可能是人家妈妈太想当丈母娘了。
在蒲圻当兵时，休息日有时去蒲纺总厂国华表哥家，一路上也是有女孩子追随搭讪，找他换军帽，向他要军用挎包。
从部队复员后，他在沙坪供销社站柜台。记得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时说：穿玻璃裙，照半截像。
岳斌很会过日子，他会利用好每一分钱，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他的厨艺也不错。
他在县生资公司跑业务时，从崇阳运了一张竹床送给我。我后来搬家，又把竹床运回了老家，夏天我父亲在上面睡午觉。
继斌
继斌是年夏天出生的，是一个中午，太阳很大。生下来不久，家里人发现他耳朵上有一个针鼻大的小眼。
我记得一个小故事。有一年生产队播完秧之后，剩下一些谷芽，分给各户，磨成粉，做成谷芽粑。谷芽粑是一种美味，又香又甜，吃起来带有少许糠渣。一天晚上，他带着一个很漂亮的毛主席纪念章去邻居家玩。回来时，纪念章没有了。大人问他，他说用纪念章换谷芽粑吃了。
我们柳家的孩子嘴都比较笨，不会花言巧语，甚至在表达亲情时也难以开口。继斌小时候喊岳斌时，不是叫哥哥，都是直接叫岳伢。直到岳斌当兵快要复员，家里人对继斌说，这次是个机会，你一定要改口叫哥哥。继斌答应了，好像私下也练习过。岳斌回来了，两人见面时，继斌动了一下嘴巴，一下子笑喷了，还是没有叫出来。现在是不是改过来了，我不清楚。
继斌的性格非常淡定，好像从来没有什么着急的事。他妻子为他分担了不少。他们有一个争气的儿子。
继斌在银行工作时，来武汉找我拉存款，我不在家等了半天没找到。
几年前，玲红来武汉学习，有一天晚上来家看望我们，匆匆忙忙坐一下就走了。
文斌
文斌小时候火气比较重，一年四季咳嗽，干咳没有痰，有时治一治但不见效果。长大以后咳嗽的毛病奇迹般地好了。
一到夏天，文斌满身都是痱子，背上的皮死了一层又一层。头上长疖子，这边刚挤完脓，那边又长出来了。挤完脓就摘苦瓜叶子贴上，这样好得快。场地边的苦瓜叶都摘得七零八落。
还有就是爱流鼻血。有一次玩惩罚游戏，我用手在他鼻子上按了一下，鼻血就流出来了。我一时不知所措，含了一口凉水喷在他脸上，才止住了血。
文斌小时候非常勤快，埋头苦干。该他干的事不该他干的事，他都要插一手。兄弟们用一个顺口溜笑话他：揽事干，干豆汁，干到外婆家过月半……
文斌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总是替别人着想。不管和谁在一起相处，宁可自己吃亏，也不亏待别人，所以他的人缘特别好。
完斌
完斌小时候长得又白又秀气，到哪里都是一脸笑，可以说人见人爱。大妈一直盼望有一个女儿，还一度说过让艳兰做她的女儿，但最终没有成为事实。完斌出生后，大妈有意无意地把他当女儿养，头上还扎过小辫子。
十几岁进入剧团当学员，学了一身功夫。年，奶奶逝世23周年纪念会的那天晚上，经不住亲友们的怂恿，已经几年没有练功的完斌连翻了几个跟头，虽然动作有点吃力，但功夫还在。
一个曾经被当成女孩来养的小男孩，长大后却成了兄弟们中最有主见的人。完斌是我们老柳家有史以来第一个企业主，白手起家开办工厂。
办企业，说简单点是为了赚钱，说高尚点还解决了一些人的就业，还要向国家缴纳税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