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朝鲜历史,读到一位名叫崔溥(??)的人。
崔溥是朝鲜王朝(李氏朝鲜)时期的儒官:“崔溥,24岁中进士第三名,29岁中文科乙科第一名,年任朝鲜弘文馆副校理。年初…崔溥得知父亲病逝,于是渡海(从济州岛回到朝鲜半岛本土)回家奔丧,途中遭遇海难,在海上漂流了14天,最后在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今浙江省三门县沿赤乡牛头门)登陆获救。经当地官员审查,排除倭寇嫌疑后,由中国官员护送,自台州走陆路经宁波、绍兴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行水路至北京,再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朝鲜。崔溥也因此成为明代行经京杭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
崔溥回国后用汉文以日记体记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名为《漂海录》。全书约5.4万余字,涉及中国明朝弘治初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等方面的情况。”(百度百科)
于是买来这本薄薄的小书《漂海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北京,崔溥著,葛振家点注)来读。用了一个通宵读完,意犹未尽。哎哟,太真实太可爱了,读每一则日记就好像在看崔溥发的朋友圈日常。每一个人物、每一段对话、每一处描写都生动活泼,朴实自然,虽是纪实,却又流露出风雅。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中国行记”,因此它可以被视为一本游记。崔溥是朝鲜官员,虽说自小受儒学教育,熟读四书五经、精通汉字、通晓中国天文地理,但作为一个朝鲜人,在15世纪,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交通、经济状况、和两国外交程度而言,一介普通朝鲜儒官“游历中国”这件事,怕是在梦中崔溥也从未幻想过。然而一场意外的风暴,把崔溥和四十几名随从卷入了这场大陆历险。
文字的力量
文字,到底有什么力量呢?读《漂海录》的每一卷,我都在暗暗惊叹语言文字的力量。五百年前的朝鲜人漂流至大明朝,归国之后将自己的经历撰写成书。五百年后的我,坐在灯下阅读他的文字,几乎没有任何阅读障碍和理解难度。换句话说,我是在与五百年前的异邦人对话,窥探他的内心世界。这太刺激了。我好像是在网络上奸视着(onlinestalking)一个人的小号一样,他日日更新,文字日日不同,而内容也不是为我而写,因此真实裸露。崔溥啊,你知不知道,五百年前你写的这些字,我在偷看?
五百年前大明朝被一位异邦人观看着。而此时此刻,我亦在观看这位异邦人。我、崔溥、大明朝、以及这五百年的时空之间的距离瞬时消失了。五百年前的这位朝鲜人,他的心灵和喜怒哀乐留给了文字。当文字被我所读,于是我与这位朝鲜人心心相印。读着读着,有种“一期一会”的宿命感。
《漂海录》就像一部电视剧,每一集都有新的人物登场,场景切换,剧情迂回曲折,从第一集开始就将观众引入悬疑中:
崔溥一行人所乘船只从济州岛出发后旋即遭遇风暴:“漂入大洋中。是日,雨雹大风。惊涛畏浪。掀天鼓海,帆席尽破(36)。”在大海中漂流了几天,崔溥每日所记都是当天恶劣的天气以及对死亡的估算预判:“势已迫矣!无复望已,请替换衣服,以待大命之至(40)。”虽然一度盼望能漂流到中国边境:“…今我漂海,直路,散路,不可知也。幸得入白海之中,则窃疑中国之界必近矣。若得泊中国,则中国是我父母之邦也。当此时,生我死我,皆天所为(41)。”然而死亡的威胁很快又卷土重来:“…安义大哭曰‘吾与其饮咸水而死,莫如自绝!’以弓弦自缢(42)。”就这样,在漂入无边大洋的恐惧中,崔溥一行人时而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情,时而抱着登陆中国的期盼,靠着强大的意志力,以咀嚼干米、饮尿、用衣服取雨水舔舐止渴的方式存活了下来(“…或嚼干米,掬其溲溺以饮…未几,溲尿又竭,胸膈干燥,不出声气,几至死域(45)…饮尿,溲尿又尽,待天雨渍衣汁饮,以续一发之命(70)。”
幸运的是,日复一日的恐惧(“聚首而哭”)终于迎来了转机,船渐渐漂入中国浙东海域。(期间一行人还目击到疑似鲸鱼的巨物:“…其见于水上者,如长屋廊,喷沫射天,波翻浪骇。梢工戒舟人,摇手令勿语。舟过甚远然后梢工呼曰:‘彼乃鲸也!大则吞航,小能覆舟。今幸不相值,我其更生,更生矣!’(41)”
在宁波海域,崔溥一行人初次遇到中国船只。宁波人自然讲中国话,崔溥一行人讲朝鲜话,那么如何沟通呢?答案是靠笔谈:“…于宁波府界。是日,乍阴乍雨。海色还白。晡至巨岛,连绵如屏。望有中船二艘…二船渐近相值…有着竹叶笠、棕皮蓑者…浑是汉语。臣度其乃是中国人。令程保书纸以遗曰:‘朝鲜国臣崔溥,奉王命往海岛。奔父丧,过海遇风,漂到不知是何国邑地也。’其人复曰:‘此乃大唐国浙江宁波府地方。’(47)”
崔溥一行人本以为获救,结果遇到的一群人竟是海盗,惨遭洗劫。海盗们把崔溥等人捆绑起来加以锤打,又逼迫他们交出金银财宝(“捆而杖之”)。崔溥于是大声呼喊,说自己的船只并不是商船,没有任何财产。海盗们听不懂,于是让他写下来:“贼不晓臣言,解臣缚,许以写意。臣即写之(49)。”最后,崔溥一行人又“复漂大洋中”了。
几日后,崔溥一行人的船只漂流到台州海域,又遇到另一群盗贼。在崔溥的机智决策之下,一行人弃船而逃,趁歹人不备偷偷上了岸。明朝时期,浙东沿海屡遭倭寇入侵,事关海防,因此崔溥一行人历经大风大浪、九死一生登陆后又遭遇中国官员严苛的拷问,被当地渔民和地方官当做疑似倭寇来处理。崔溥的申辩,自然也是靠笔谈。地方官员一开始并不相信他,谁也没有见过朝鲜人长什么样子,更何况,也许这只是假扮成朝鲜人的日本奸细呢?万一放走了倭寇,朝廷问罪下来,那可是要杀头。崔溥一行人被捆绑着,驱赶着,不断受审,不断申辩,可以说,正是崔溥流利的汉文书写能力拯救了自己和同胞的命。
文字的力量,能有多大呢?哦,原来文字可以救命。
“至其里,则里中人,老少男女争怪臣等,观者如墙(57)…臣之形容槁枯,冠服涂泥,观者绝倒(大哭:编者注)有姓名王碧者,写谓臣曰:‘昨日已报上司,倭船十四只犯边劫人,你果是倭乎?’臣曰:‘我非倭,乃朝鲜国文士也。’又有姓名卢夫容者,自称措大(贫寒失意的读书人:编者注),谓臣曰:‘车同轨,书同文,独你语音不同中国,何也?’臣答曰:‘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足下怪听我言,我亦怪听足下之言,习俗然也。然同得天所赋之性,则我之性亦尧舜孔颜之性,岂嫌于语音之有异哉?’(62)”
这一段对话非常精彩,解释了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在古代社会的优越性。虽然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语言和口音随着地域差异千差万别,但由于有统一的文字,于是各地人群不需要互通语音也可以阅读同样的文字,理解同样的文字内涵。
崔溥一行人初来乍到,与中国人打交道最困难的地方是证明自己的身份。要证明自己确实是朝鲜官员而不是倭寇,请求中国官员护送自己回国,而不是被当做倭寇处死。要如何证明呢?总不能写封电子邮件询问吧。在彼时,证明身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虽说崔溥有随身携带的印章和其他零星物品佐证,但毕竟海上漂流半月,一行人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在言语不同的情况下,鸡同鸭讲。
可以肯定地说,崔溥获救,主要是依靠他流利的汉文书写和表达沟通能力。由于可以直接与中国官员笔谈,于是崔溥为自己和一行人成功进行了申辩,赢得了信任,博得了同情和好感。明朝海防政策十分严厉:“若获倭,则皆先斩后闻(62)。”在被质问是否倭寇时,崔溥回答:“我乃朝鲜人,与倭语音有异,衣冠殊制,以此可辨(63)。”正是这一遍又一遍的以流利、标准、典雅汉文书写的自我申诉为崔溥赢得了信任、时间和生存空间:“姓崔名溥,住朝鲜国全罗道罗州城中。再登文科,为王近臣…遭风漂海,得到于此…(63)”。
我想,如果漂流至中国大陆的人不是崔溥,而是朝鲜的一介平民,他不识汉字不会作文,那么很可能立刻就被当成倭寇问斩了。
经过长途跋涉,崔溥一行人终于来到北京之后,再一次面临官方审讯。兵部郎中亲自审问崔溥,废话不多说,上来就是直接出题,让他作汉文诗歌:“郎中等不复问臣以漂来事,指庭中槐阴为题令做绝句。又以渡海为题令作唐律()。”好家伙,这段话的意思是,到了京城后,主审官不问三七二十一,让你先做诗,看看你的学问底子如何。有真学问必定是朝鲜文官,没有学问那必然有诈。崔溥自然是顺利通过。
看来,读书写诗,真的可以救命。
人情味
崔溥一行人漂流至中国浙江并登陆上岸后首先遇到了海盗,又被当做倭寇遭受了严苛的审查拷问,此时崔溥已是形容枯槁、遍体鳞伤。但是,崔溥的日记里也记载了许多善良热情的中国人,这些人在他的历程中给予他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体现出性善的光辉。
可以说,《漂海录》是一本充满了人情味的书。这种人情味是彼时的普通中国人对于异邦人最简单、直接、质朴的关心和慷慨,而这源于人性中的善良和好奇心,而不是以大国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施舍些什么,于是这种人情味显得更加动人。
第一位有人情味的中国人叫王乙源:“至其里,则里中人,老少男女争怪臣等,观者如墙(57)...遇有自称隐儒,姓王名乙源者,怜臣冒夜冲雨,艰楚被驱,止里人,少住。问臣所从来。臣亦告以漂风之故。乙源恻然,即呼酒劝臣。臣曰:‘我朝鲜人受亲丧,不饮酒、食肉、茹荤及甘旨之味,以终三年。蒙馈酒,感恩则已深矣,然我今当丧,敢辞。’乙源遂馈臣以茶,馈从者以酒。因为曰:‘你国亦有佛否?’答曰:‘我国不崇佛法,专尚儒术,家家皆以孝悌忠信为业。’乙源握臣手,眷顾相别(58)。”
第二位有人情味的人是一位匿名人士,可以说是他再次拯救了崔溥的命运。他告诉崔溥(当然,也是以写汉字的方式):“看你也不是歹人,只以言语不同,实同盲哑,诚可怜也。我告你一言,你其记之,善自处,慎勿轻与人言。自古倭贼屡劫我边境,故国家设备倭都指挥、备倭把总官以备之…若获倭,则先斩后闻…明日,把总官来讯你辈。你其详辨之,少有违误,事在不测(62)。”崔溥正想问这一位好心人叫什么名字,此人回答说:“我所以言之者,爱汝也,危之也”,说完就掉头而去,这是一位做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
在健跳所(今浙江三门县:笔者注),崔溥遇到一位姓尹的老官人:“诣私第饮食之,因见其妻妾子女以展礼。其人心淳庞如此(73)。”意思就是,这位老人请崔溥一行人到自己家里吃饭,还叫自己的妻妾和子女出来打招呼见面。崔溥感叹他的淳厚慷慨。
不久,崔溥又遇到一位叫张辅的举人。张举人炫耀着问,朝鲜国也有科举考试吗?你知道科举考试意味着什么吗?我可是考上举人了呢。又带崔溥回家看自己家门匾上刻的大字:“丙午科张辅之家”。崔溥也不带客气的,说当然有啊,我们国家也有科举。为了灭张辅的气焰,崔溥故意浮夸地说,我考试可比你还厉害呢,又拿出自己的文科重试小录来。张辅于是“于录中见臣职姓名,下跪曰:‘我殆不及矣’(73)。”
护送官员李昂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告别时,他握着崔溥的握手说:“我与足下千载一时,万里一见,一别两地,无复再见。”崔溥回答说:“将军…开心见诚,一见如旧,则将军之待远人宽矣…仆一远人也,相逢未一日也…宽以待之,厚以别之…盖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然不得一日之睱,与将军及庄、尹两官人从容谈话,展布所怀。百岁之间,万里之外,云树之望,曷(通“何”:笔者注)维其已…一别之后,会面难期,只增黯然(74)。”
虽然告别致辞一直有客套话的嫌疑,但是不可否认,这些话所流露出的情感都真实可靠。毕竟,一个无权无势的外国人,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好呢?除了人性中的善良和慷慨,别无他解。中国官员和武将们大抵对于崔溥这样一个外国人,是真的好奇,也是真的热情。这样一位异邦人,竟通晓汉文,与汉文化心意相通。这种心心相印的离别,是抚慰了寂寞呢,还是平添了另一个维度的寂寞呢?“李白行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可惜崔溥不学诗词,否则他就能引用这几句了。李白与汪伦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但崔溥与护送他的汉官,此生是绝无重逢之时了。
离开杭州,崔溥与官员顾壁告别,脱下了自己的衣服赠送给他。崔溥的下属劝阻说,你一共就四件衣服,送了两件,再送你就剩一件了,归国之路千里迢迢,赶回到故土也要秋冬时节了,只有一件衣服,怎么御寒呢?不可不可。然而,崔溥是这么说的:“朋友之赐,虽车马不拜,况此矮小之衣乎!昔韩退之留衣以别大颠(唐代僧人,原名宝通,自号大颠和尚。韩愈贬为潮州刺史,常与之来往。编者注),则临别留衣即古人之意也(99)。”可见,崔溥也是精通汉文化的儒士,重视情与义,无论高低贵贱。这种跨越时空、种族、文化、国别与姓名年龄的友情,流露出跌宕的人性之美。
抵达辽宁后,护送官张述租准备返回北京。启程之前,他对崔溥说:“我年已耳顺(即六十岁,编者注),脚力且衰,岂复与足下相再见乎?念足下若得志于本国,则他日必有进贡朝天之时。我家在顺城门内石驸马家前对门。其记今日之情可赐一问乎?()”这段话非常动人,像是忠厚老人的肺腑之言:我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就此告别后估计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希望你回国后仕途之路顺畅,那么,如果你有朝一日作为朝鲜国的使臣来中国朝拜天子,到时候能顺路来看我一面吗?我家呀,就住在顺城门内石驸马家前对门,你记住了呀。说完,老人还脱下了自己的一件衣服,作为纪念物赠送给崔溥的手下,多日的朝夕相处,彼此已经有了手足之情。
崔溥眼中的杭州与南北方差异
对于江南人,崔溥的第一印象是“柔弱”。
这个第一印象也来得颇为有趣。登陆之时,崔溥一行人曾遭遇盗贼,马鞍被偷。后来崔溥告知官府此事后,官府前去缉拿盗贼,命令盗贼归还马鞍。没想到,马鞍还就真的追回来了。崔溥因此写道:“凡为劫盗者,杀越人于货,肆暴无忌。今江南人虽或被利心所使,为盗为劫者有之,然下山之盗不杀臣等,且有遗物,仙岩之人不隐所劫,竟还夺鞍,可以观风气柔弱,人心不甚暴恶之验也(72)。”
换句话说,崔溥眼中的江南人,连盗贼也颇有几分傻白甜的味道。到了山东则不同:“大抵中国人心北方则强悍,南方则柔顺。宁波之盗,江南人也,故虽或为盗类,皆劫而不杀人,你所以保其身也…北方人,劫则必杀人,或置之沟壑,或漂之河海,今日所见漂尸可知矣()。”
到了杭州以后,崔溥对杭州进行了详细的描绘。西湖、武林门、钱塘江观潮、临安、吴山、六和塔、岳王庙、栖霞岭、南屏山、苏堤、断桥、孤山、涌金门、灵隐寺飞来峰…杭州的庙宇楼台与商业繁华皆一一记录:“杭即东南一都会,接屋成廊,连袵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
有趣的是,五百年前的杭州地名、风俗、食物与今天并没有两样:“杭州人每于八月十八日潮大至,触浪观潮之处也…江流曲折傍山,又有反涛之势,故谓之浙江。”作为居住在杭州的异乡人,我对杭州的第一印象与崔溥几乎没有差别,而这中间五百年的时间差,让这种心心相印更显奇妙。
好笑的是,不仅今天杭州人喜欢吃笋,连五百年前的伴手礼也是笋。崔溥将要离开之时,杭州的官员给他送了一份冬笋:“此素食也,你便可吃。贵国亦有此笋否?”崔溥答:“我国南方有笋,五月乃生。”杭州的顾姓官员又说:“此地冬春交生,正月方盛,大者十余斤。贵国与此地风土有异(96)。”
作为一介儒生,崔溥对江南有明显的偏爱,对北京有着明显鄙夷。至于山海关以外,基本上只用“入野人之境”来描绘。明朝经济重心和文化中心在江南,很明显,作为儒生,崔溥是看不上北京的,对北京一句好话都没有,厌恶之情跃然纸上:“自后,魏以来,习成胡俗…其民风土俗皆袭胡风…今大明一洗旧染之污…然其闾阎之间,尚道、佛,不尚儒;业商贾,不业农;衣服短窄,男女同制,饮食腥秽,尊卑同器,余风未殄,其可恨者。且其山童(即山无草木之意,编者注),其川污,其地沙土扬起,尘埃涨天,五谷不丰。期间人物之伙,楼台之盛,市肆之富,恐不及于苏杭。其城中之所需皆自南京及苏杭而来()。”
如果说江南是“繁华壮丽,言不可悉()”,那么山海关以外呢?“山海关以东,其人皆粗鄙,衣冠蓝缕()。”至于人心风俗,则“江南和顺…江北人心强悍,至山东以北,一家不相保,斗殴之声炮闹不绝,或多有劫盗杀人。山海关以东,其人性行尤暴悍,大有胡狄之风()。”至于文化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当然也是江南一枝独秀:“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闬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江南和江北的共同点是“尚鬼神,崇道、佛;言必摇手,怒必蹙,口唾沫;饮食粗粒…()。”
中国人的好奇心
崔溥此行遇到的中国人大多是奉旨护送他回国的地方官员,也有途中遇到的隐士或路人。这些中国人对他的提问都非常有意思。有人问他父亲去世奔丧是否遵从朱子《家礼》,也有人问他是否吃猪肉,有人问他能不能给自己点儿胡椒粉,或者金银财宝、字画做留念,还有人问他关于朝鲜国政治、地理、文教的问题。这些问题都直接真实,十分生动。
“有一人以箸画桌上(用筷子在桌写汉字:笔者注)曰:‘你吃猪肉否?’臣曰:‘我国人守丧三年不食…有一人来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65)”
“又问曰:‘你国有金银否?’曰:‘金银非本国所产。曰:‘然则何以有金银带?’曰:‘皆来贸上国,所以贵也(65)。’”
还有人故意逗崔溥,以中国文化常识来试探他的学识。“王海指壁上以真像曰:‘你知此画否?’曰:‘不晓得。’海曰:‘此乃唐朝进士钟馗也。’臣曰:‘钟馗平生不得进士,何以谓之进士?’海等喧噪大笑(66)。
中国官员听说有朝鲜来人,问得最多的除了朝鲜的科举考试与官制以外,最关心的还是两国历史渊源问题,比如“箕子朝鲜”、“新唐联军大败百济高句丽”等等。在姑苏时,王姓按察御史问崔溥:“箕子封朝鲜今有后否?且有庙墓祀事不废否?”崔溥答:“箕子之后箕准为卫满所驱,奔马韩以立都,后为百济所灭,今无嗣。箕子庙在平壤…”“你国有何长技能却隋、唐之兵乎?”“谋臣猛将用兵有道,为兵卒者率皆亲上死长,故以高句丽一偏小之国,犹足以再却天下百万之兵。今则合新罗、百济、高句丽为一国,物众地大,财富兵强,忠智之士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也有对朝鲜的科举考试、教育体制问得很详细的汉官。比如在无锡锡山,有“御史三大人”问崔溥:“你国尊何经?”“儒士皆治四书五经,不学他技。”“你国亦有学校否?”“国都有成均馆,又有宗学、中学、东学、西学、南学;州府郡县皆有乡校,又有乡学堂;又家家皆有局堂…()。”
高句丽问题
《漂海录》好几处提到了古国高句丽。那么,明朝时期的朝鲜人是如何看待高句丽这个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呢?当然,这个问题涉及当代政治,无法展开说。因此在这里摘录一些内容,抛砖引玉。值得一提的是,高句丽与高丽并不是同一个古代国家,一字之差,拥有不同的内涵。
到了绍兴府,明朝官员前来审问崔溥。三使相(即:都督指挥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三司长官,编者注)问道:“汝若是朝鲜人,汝国历代沿革、都邑、山川、人物、俗尚、祭典…仔细写来,质之诸史,以考是非(80)。”
根据照崔溥的回答:“…至西汉宣帝时,新罗朴氏初立国,高句丽高氏、百济扶余氏相继而起,三分旧朝鲜之地。新罗据东南界,都庆州;高句丽据西北界,都辽东、都平壤、又屡迁厥邦,忘其地…当唐高宗朝,新罗文武王与唐兵灭高句丽,又灭百济,合三国为一…(80)。”因此可以看出,至少在中国明朝时期,受正统儒学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鲜王朝政界的朝鲜官员已经将高句丽视为本民族的祖先。
描述国家地理山川时,崔溥对明朝官员回答道:“山川:则长白山在东北,一名白头山,横亘千余里,高二百余里,其巅有潭,周八十余里。东流为豆满江,南流为鸭绿江,东北流为速平江,西北流为松花江…(81)。”这段话如果放在今天,那是要引起外交政治的轩然大波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崔溥当时的回答只是在勤勤恳恳表述自己的认知,并没有任何“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意图。可以说,他在回答明朝官员审问的时候,心态应当是谨慎而谦虚的,没有任意一丝的骄傲和自大。那么,从这段描述可以得出结论是,在明朝时期,普通的地方官员对于今日东北地区的山川河流毫无了解,更没有将高句丽其视为本国固有领土和民族祖先。问答完毕,三使相说:“看汝榭诗,此地方山川汝何知之详?”崔溥答:“…我尝阅中国地图,到此胰记耳(82)。”那么,我好奇的是,崔溥看的到底是何种“中国地图”呢?
到山东后,崔溥遇到了一行辽东来的汉人商贩:“闻臣等之至,以清酒三壶、糖饧(用麦芽、谷芽熬制而成的糖稀)一盘、豆腐一盘、大饼一盘来馈臣及从者…”接下来二者的对话颇值得玩味。辽东汉人商贩对崔溥说:“我辽东城,地邻贵国,义同一家。今日幸得相见于客旅之中,敢将薄物以为礼耳。”崔溥答:“贵地即古高句丽故都。高句丽今为我朝鲜之地。地之沿革虽因时有异,其实同一国也…今我漂泊万里之外,四顾无相识之人,得遇诸足下又受厚惠,如见一家骨肉之亲()。”
这一句“一家骨肉之亲”非常值得玩味。崔溥作为朝鲜人却视辽东的汉人为“一家骨肉”,原因是辽东为高句丽故土。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五百年前,朝鲜半岛的统治阶层实际上已经将辽东视为自己的“故土”了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实际上,崔溥在书中也明确写道:“辽东即旧我高句丽之都,为唐高宗所灭,割属中原。五代时为渤澥(即古渤海国,编者注)太氏所有。后又为辽、金、胡、元所并…()。”这里的“割属”一词意味着,关于长白山和高句丽所属问题,至少在五百年前已经埋下了争议的种子。
不过,五百年前,对待领土问题,古人还没有产生如今日这般的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民族主义情节,而更多的是友好与善意,颇有“四海内皆兄弟”的义气。由于朝鲜王朝对明朝奉行“事大”原则,不敢主动挑起任何外交事端,因此两国的领土矛盾与政治纷争,直到五百年后才渐渐发酵。
其他有趣的地方
第一个是崔溥所说朝鲜儒生不学作诗词。被问到是否会作诗,崔溥答道:“诗词乃轻薄子嘲弄风月之资,非学道笃实君子所为也。我以格致诚正为学,不用意学夫诗词也。(62)”在苏州的姑苏驿,一位姓王的汉官又问崔溥是否会作诗。崔溥答:“我国士子皆以经学穷理为业,嘲弄风月为贱,故我亦不学诗词()。”
第二个是虽然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大陆与朝鲜在措辞上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比如,崔溥没有听过“作古”这个词。崔溥问御史官:“作古二字不晓得。”答曰:“中国人谓死者为作古,谓已作古人矣。”御史官又问,朝鲜用什么字形容去世呢?崔溥答:“谓之物故。物,事也;故,无也。谓死者无复所能于事()。”
第三是崔溥问,如今是明朝,可为何明朝人却总是自称是大唐:“贵地今当大明之时,皆称大唐,何也?”蓉曰:“此无他,因大唐时传习之旧而云,习俗然也()。”
第四是茶酒之辨。到了山东德州,名叫陈萱的汉人问崔溥:“贵国人对客酬酢用茶否?”崔溥答:“用酒不用茶。”“我地人对客皆用茶。若有情厚远来人则或有用酒者()。”这里可以看出,古代朝鲜人普遍而言是不喝茶的,而中国汉人普遍喝茶。
第五是崔溥生平第一次见到椰子:“有物大如瓢,其中有酒,劈,然后可饮。张述租谓臣曰:‘此果乃椰子酒也。岭南多产,人或饮此为生产者。此则乃广东布政司进献至尊,至尊又赏广宁太监的。’()”这里的椰子酒实际上就是椰汁,并非酒。
牛小羊咩咩